为什么我们都是俄乌战争的受害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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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l 越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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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乌克兰危机，我的一位同事问了一个好问题：为什么这些国家（包括剧变后的前东欧国家）在建立代议制之后通常都会反俄，而只有在政治强人的控制下才会亲俄？

答案有很多，今天只谈其中一个：因为西方有钱。

小说《三体》借一位第三世界领导人的口说了一句很深刻的话：“你们（超级大国）每天都在进行核试验，这事儿对你们来说就像玩电子游戏那么方便，但我们就不行了，我们没有超级计算机，只能试真的，干同样的事，惹人讨厌的总是穷人。”

1840年托克维尔曾神奇地预言，美俄这两个民族总有一天会成为各占一半的世界两大霸主（冷战开始后，欧洲的学者们估计是抱着崇拜的心来读这段话的）。但其实自托克维尔说完这番预言之后的近两百年时间里，美国的经济实力几乎总是压着俄罗斯一头（后来就不止“一头”了）。

最明显的就是，这两个国家真的成为世界各一半的霸主之后的表现。

苏联红军在1945年开入德国之后奸淫掳掠，人心丧尽。将德国人的财富抢夺一空之后，又想让东德人跟着自己混，也不问自己有没有一点当大哥的样子。

与吃相难看的苏联人相比，美国人就体面多了，进入德国后军纪相对严明，不是其士兵道德感真比红军战士高多少，而是其后勤保障要充分得多。士兵们不但不愁吃喝，还有美金和尼龙袜用来解决其他需求。

在国家层面，苏联无情地向德国人催逼赔款，恨不得把地皮刮掉一层。美国不但自己不要一分钱赔款，还向德国提供救济品，同时还劝法国也不要去逼德国——需要多少钱向大哥张口就好（后来法国所要的6亿多美元的赔款皆由美国支付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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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才让美利坚帝国成了所谓的“被邀请的帝国”，西欧人都盼着这位财神爷来自己国家驻军，许多东欧人只要有机会都愿意改换门庭。苏联总是谴责美国鼓动东欧国家人民反苏，但美国觉得自己很清白，我们只是给这些人以自由选择的机会。然而，人们都会选择富裕的那一边。这就让自由与亲苏（亲俄）构成了一对矛盾。冷战结束之后，这情形也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。

美国在冷战时期，对苏联采取的“遏制战略”其实是一种绞杀战，不用冒险，先为己之不可胜，等待敌人犯错误，即使敌人不犯错，拖下去也是稳赢。这就好像围棋比赛里李昌镐执黑还被让了几个子，那就对不起，他为什么还要进行有风险的厮杀，就这么一步步下，对手最终只能投子认负。

而苏联则不同，一旦计划经济被证明没有那么神奇，那么越拖下去差距越大，稳扎稳打不行，就上奇谋诡计，结果动作更是变形。

冷战中的几次危机都是美国以大面上的优势逼苏联，导致苏联感觉到如果不能出奇谋、争先手，就会被美国耗死。

所以苏联多次选择了“俄罗斯轮盘赌”模式，逼美国展开“不是你死就是我亡”的屠龙之战，没有从容不迫、运筹帷幄，只有一招定生死的决斗，让美国相对雄厚的资源优势派不上用场。伊朗危机、土耳其危机、古巴导弹危机、两次柏林危机，都或多或少有这样的特性。

俄罗斯轮盘赌

此次乌克兰危机，我们仿佛又看见了相似的情景。

但这次，俄罗斯做得太过分了，普京已经逾越了任何一个苏联领导人都没有侵犯过的界限，从根本上动摇了战后国际秩序。

有人说，别跟我扯什么道义，从中国的国家利益看，现在敌人被迫分心，朋友有求于我们，这处境总不算坏吧。

是不太坏，可惜这仅是一种短视。

近四十年来，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的最大受益者。

主导我们当代世界的基本规则，萌芽于1941年8月英美共同签订的《大西洋宪章》，经苏联加入讨论后，于1944年2月在雅尔塔正式定型，并由独存的超级大国美国于1991年冷战结束之后进行了调整。《大西洋宪章》最核心的原则就是：反对侵略，不承认由暴力完成的领土变更；同时还倡导自由和平等的贸易。

当时的中国虽然也名列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“五常”，却仅能算这套国际规则的参与者，而非制定者。然而，这套并非为中国的利益而制定的规则，却给了中国崛起的机遇。

毋庸讳言，这套国际秩序最主要的造就者是当时的世界第一强国：美国，所以穿起战后国际秩序这身“衣服”最合身的是美国。作为发达经济体且地缘条件优厚的美国，早已不再需要“侵占领土”这么“老土”的霸权手段，公海航行自由正贴合其无可争议的制海权。而且这套秩序对贸易自由的推崇，也非常适合工业肌肉发达，意欲打破一切壁垒抢占市场的美国。

改革开放四十年，影响中国命运的六次抉择（点击阅读）

但这套规则的制定者没有想到，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，竟然也能如此迅速发展自己的工业能力，短短三十年内就干成了“世界工厂”。

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，曾有人到处鼓吹中国必须“持剑经商”。但看看数据，中国外贸的发展并不是以中国军力的发展为条件的。如果中国的商船真的需要护航舰队才能纵横四海，那中国的外贸在这样的交易成本下根本发展不起来。

战后这套秩序的特点，恰恰是取消了19世纪的那种“势力范围”，只要认同贸易自由化的基本原则，且不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，任何国家都可以不持剑而经商。只不过，要是一个国家的工商业实力不强，就只能处于“现代世界体系”的底层，接受强国的经济剥削。

现在这套国际秩序本身并没有偏见，谁的生产力最强、提升最快，它就为谁服务。谁都没想到，本来是美国为自己准备的国际秩序，竟然成就了中国的发展，这也是一些美国政治精英嘟哝着“中国是在搭便车”的由来。

参与全球化是中国几十年来高速发展的关键，而战后国际秩序正是全球化的基石。即便现在风向有变，逆全球化和安全形势恶化，可能在未来三十、甚至五十年是大势所趋，中国也不应该推波助澜，而应尽最后努力，支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，获取最大的和平红利。

俄国熊咆哮：“别再提格鲁吉亚了……”（图源：英国卫报）

现在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为，让国际秩序陷入险境。

秩序这个东西，跟信誉一样，难于建立，却易于毁坏。

我们开车上路，一般都不会逾越地上画的双黄线。其实双黄线上并没有实体墙，开车人这么小心翼翼简直就如同“画地为牢”。大家能这样，是因为大家都愿意相信秩序。一旦有人打破这个规矩，就会形成“破窗效应”，更多的人会觉得“和尚摸得，我摸不得？”最后让人感到越是守规矩就越吃亏——这种体验，中国人都不陌生。

俄罗斯在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，已经在战后世界秩序这块幕布上戳了一个窟窿。现在这场战争，犹如在幕布上撕开了一个口子，这个后果将由全世界来承受。

之前那篇《写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》发布后，一位朋友诘问：你为什么不说美国抓萨达姆和入侵阿富汗是破坏战后国际秩序？

美国发动入侵阿富汗是在塔利班拒绝安理会第1333号决议之后，相当于是走了程序的，其是否侵犯了阿富汗的主权仍可争议。第二次伊拉克战争以不严谨的情报为依据，完全绕开了联合国，确属不义之战，所以也冲击了战后秩序，但打击较小。这是因为这两场战争从一开始就确定不存在领土兼并的行为——而这正是战后国际秩序中的第一大禁忌。

一国不得以武力改变其受到广泛承认的边界。这项禁忌经过朝鲜战争、马岛战争和海湾战争得到多次重申。或许只有以色列是个例外，这的确是战后秩序一直存在的一个bug，不过以色列的边界从一开始就没有得到世界各国的一致认定。而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边界，是在1994年得到世界公认的，其中包括俄罗斯自己。

可以断言，战后世界秩序受到重大打击的后果，我们每个人在今后的数年内都将体会到。正如同新冠疫情打击了供应链导致生产成本上升一样，秩序信誉的磨损将提高各国的安全成本。

每个国家用于社会福利的财政支出都将缩紧，通货膨胀的压力进一步增大，而且这种基于安全成本上升导致的通胀是系统性的，绝不是美联储或某国央行将利率提升几个点就能轻易遏制。

《三体》里人类因为恐惧外星人的入侵而遭遇了“大低谷”，但愿今天的人类不会因为彼此之间的恐惧而陷入同样的泥沼，但愿“深挖洞、广积粮”和“三线建设”的日子不再重现人间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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